2015年7 月中，我在大学附近小吃店吃午餐，听到电视新闻如此播送：
上月青年失业率达到 10.3%，除 5 月份外，今年 2 月至今，每月失业率都达到两位数的纪录。
餐厅外面的街上，有店铺半年就改了一两次；每次来，都能看到又有店被换掉，一个开了三十几年的杂货店，变成大企业连锁的超市，但有卖炸鸡的、卖饮料的，没做多久就关了门。内需不振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想再多花钱。
餐厅内有些大学生，看了显得不耐烦；现在还不是忙就业的季节，但许多人看了，明显在担忧自己未来。
熟悉的老板，看见常客来，热情向我招呼。正决定要点哪个餐时，发现下面的价格标签又有被撕掉重新贴上的痕迹，一碗辛拉面从 2000 涨到 2500 韩元了。刚来首尔的第一年，一碗只要 1500 韩元。
「啊，这次价格又上涨了啊？」我问道。「是啊，在大韩民国越来越难生存啰。」年届 70 的老板回答。理当是可退休安享晚年的时刻，餐厅夫妇俩还是得忙着工作，希望多赚点钱分担家庭负担。
「是啊，在大韩民国越来越难生存啰。」资料图片，图为南大门市场。 图／路透社
她的女儿偶尔会带着才刚满 2 岁的小孩子过来店内帮忙。「唉唷，现在要养孩子多么不容易啊，还有店租与房贷要付。」老板娘抱怨道。大家都喜欢抱孩子，但想到未来长大后，要负担庞大教育费用，叹了口气。
吃完饭，在街上遇到在民宿工作，负责清扫的奶奶。因儿子投资房地产失败，欠下百万元新台币巨额债务，她得拖着骨瘦如柴又老态的身躯，付出劳动帮忙还债。
搭着公车经过光化门广场一带，有被解雇的劳工齐聚示威，也有人拿着「撤除派遣工」标语在抗议；几位穿正装衬衫的男女排队等候并聊着天，经过抗议现场，要走过来进入咖啡店。
望向他们身上挂着的名牌，是在大企业工作的员工，他们经过百取一、千取一的激烈竞争，获得工作，月领近 10 万新台币高薪；但最近派遣工比例已经逼近月薪制人口的一半，明明是同样工作，薪水却只有 2/3，甚至更少，无法加入国民年金，还要遇到合约期限到后，可能得走人的窘境。
这是我在韩国跑新闻以来，亲自体会的日常。
最近出版的韩国译作《愤怒的数字》，讲的就是韩国的不平等与活在苦难水准的现象。这本书整理与分析了韩国各项发展数据，带出光鲜亮丽的韩国背后，种种外人所不知道的辛酸与痛苦，同时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韩国在 1996 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他们自豪这等同于取得跃入先进国家的入场券；但 20 年过过后至今，和 OECD 内国家相比过后的各项数据，韩国在各项统计数据的表现，都令人感到忧虑。
约聘制劳工数量第 2、两性薪资差异最高、女性薪资最低、家庭负债高出平均值两倍、政府社福支出不到平均值一半、排名倒数第 2、工时第 2 长、幼童幸福指数最低、老人自杀率连年蝉联首位；这样看起来，没有一项是光彩的，种种迹象反而呈现恶化中，看了着实令人愤怒。
不平等的现象，从男女之别、青年与老年之别、正职员工与派遣工之别、到财阀与中小企业的天差地别，存在社会各个角落。
现代与三星等财阀，经营者的资产，相加超过首尔市政府的规模；拥有富可敌国的大企业，为韩国人在世上赚了不少面子，但为何韩国人还会痛苦到称自己活在「地狱朝鲜」？因为政府并未落实财富与福利的分配。
受政府扶持的大企业，蚕食鲸吞中小企业，并透过权势与财力反向影响政府与媒体，政府成为分赃体系的一员；1997 年金融风暴后，国家濒临破产，企业勒紧裤带，开始应聘派遣职员；如今，财阀收益持续成长，2006 年至 2012 年就扩大了 6 倍，非正职员工，却越聘越多，好的职缺越来越少。
不是每人都能抢进百取一、千取一的财阀窄门。失败的人们，为求得温饱与偿还负债，开始无止尽工作；而随着物价与房价上涨，要买房与养育孩子的成本日增。
为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点」，未来能「成龙成凤」，让自己有晚年能安享，父母们无不投入高额预算在让子女补习，期待他们在激烈竞争中，成功投入财阀窄门；这样的过程，孩子得承受的，就是睡眠时间不足、下课后补习到凌晨，还有竞争中失势所可能遭受到的冷落与排挤。
而拼死拼活的父母，一旦自己或家中亲人病倒，在几乎是落后国家水准的社福基础下，难以负担治疗费用，又没办法继续赚钱，等同宣布堕入贫病的深渊，整个国家正陷入这样恐怖的恶性循环。
2008 年，企业 CEO 出身的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实现二次政党轮替；在国家经济碰上金融海啸而再度濒临危机时，他提出下渗式的经济政策，「财阀好，经济就会好，中小企业也能获得提振」，轴心再度往财阀靠拢，直到现在的朴槿惠总统执政后，情况依旧。
财阀获得政府许多交易限制的松绑，与大幅的减税优惠。2012 年，财阀总共获得超过 2600 亿新台币的减税，但他们的资产规模，已是 6 年前的 6 倍，每家收益都在大增，却没回馈到国家与社会，形成大企业作威作福，政府放任，百姓成为受剥削者的残酷光景。
韩国应该是亚洲工运最为发达的国家，这几年我采访与处理过大大小小的罢工抗争报道，媒体、医院、铁路、汽车制造业都有，劳工们团结起来，透过工会组织与资方谈判，要求提高待遇，同时向政府发出怒吼，警告勿做出过度偏袒资方的决策。
但工会时常被亲政府、亲资方的媒体贴上「左派」标签，甚至被指责为「赤色分子」，仍然有人将工运看作是好吃懒做、只为提高私人福利而想示威闹事；政府持续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松绑规制、力行民营化、扩大劳动弹性，延长派遣工时限；财阀与政府的垄断性绝对权力，还有社会的矛盾对立，还无法让丛生的不平等问题，获得解决。
「财阀至上」的思维必须被转变；提高对大企业的税收，着手建立良善的社福制度，同时要求他们善尽社会责任，回馈更多职位并减少派遣工，增加就业与提振内需。最重要的是，正视「平等」的价值；若一个国家从政府、企业到百姓，都是用上下尊卑与权威的关系互动与承担责任，全无要突破阶级带来的束缚，那么一切只会更糟，不会变好，这是《愤怒的数字》一书带来的最大启示。
作者简介
杨虔豪
定居首尔过着采访与写稿生活的驻韩独立记者。毕业于成功大学政治系，总是被误认为是韩国学生，实际上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目前经营韩半岛新闻平台，并将南北韩报道与评论供应给 BBC 中文网、公视、端传媒等华文媒体。2023 年以南韩梨泰院惨案新闻报道，获得 SOPA 亚洲卓越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