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和教授 Skype，他对我说，口述历史的意义就是从小见大，通过探究细节来记录历史，没有人的 personal history 是完全personal 的，我们都是外部世界的一员，我们都在悄悄改变世界，或者默默被世界改变。
我还是有些似懂非懂，他说，“那你就来把我当试验品，你认识我很久了，你猜猜我的人生观，是怎么被我所经历的历史影响的”。
我说，“你不会生气吧，如果我猜错了”。
他笑了，“你就随便说，我保证不会生气”。
我思考了一会，“你很早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你在 70 年代后期上了一所极左的学校，你毕业以后在纽约住了很久，整个80年代艾滋病肆虐，你也许见证了周围很多人的生命轨迹被艾滋病改变，这大概让你对公共健康、对政府、对政治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他又笑了，“你说得挺对，那你会问我什么口述历史问题呢？”
我想了想，“我会问，你的家人是怎么慢慢接受你同性恋的身份呢？那是70年代，社会风气依旧很保守，你和你的家庭因为这件事是否有过争执？”
“这是一个好问题。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和我父母出柜，是我 19 岁的时候，我爸爸气晕了，是真的气晕了，我们叫了一部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我妈妈也不理解我，但她比我爸爸柔和一些，她总觉得我只是一时迷路了，最后还是会回到正轨之上。”
“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家庭，每周日都会有那种大家族的聚会，虽然我住在城里，有时还是会回家参加聚会，整个二十岁的阶段，都会有亲戚不断地问我，你什么时候结婚啊，你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给我们看看啊。“
“突然有一天，他们就不再追问了，我想他们终于意识到，我不喜欢女人，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结婚。”
“说来奇怪，整个八十年代，虽然很多同性恋的生活轨迹都被艾滋病影响，但我却没有相熟的朋友因此去世。那时，我父亲对我是同志的事实依旧处于避而不谈的状态。好像只要我不提，我不带我的男朋友回家，他就可以假装他的儿子是一个正常人。”
“后来我继续去布朗念书，开始接触口述历史，日子不温不火地过着，那个时候，克林顿，比尔.克林顿在竞选总统。”
“我记得投票日那天，我保守了六十多年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猜猜我投给谁了，我投给克林顿了，我是为你投给他的。我不解。然后我母亲在电话旁接了句话，因为克林顿是唯一一个提到艾滋病的候选人。”
“后来我遇到了我之前的伴侣L，很奇妙的是，我的父亲很喜欢 L，他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但每一次圣诞节我想要带他回家，我母亲总是极力阻止，她说，他们虽然已经不反感我的选择了，但我的叔叔阿姨们却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同志的身份。”
“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阿姨的电话，她不仅向我问好，还问我L最近怎么样了。我挂了电话就赶紧问我母亲，怎么回事，她怎么突然问起我男朋友了。我母亲告诉我，阿姨昨晚看了一部关于 80年代艾滋病的纪录片，看完哭了好久，给所有人打电话让他们去看这部电影。她不知道原来我离死亡曾经那么近，她遗憾在我最需要家人的时候，她却没有在我身边支持我。”
“80 年代艾滋病肆虐虽然杀死了很多同志，但也把我们这个群体的脆弱向大众展示。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不是怪物，我们也是有血有肉，会生病，会死亡的普通人。”
“所以我虽然怀疑政府，厌恶政治，但我也被迫在历史的洪流之下，不断直面自己的脆弱，不停与周围的人和解。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的 personal history，private 和 public，有时只是一件事的两面而已。”
“后来我和L 搬去巴西生活，有一年圣诞我回美国过节，本来那天我是想回家探望父母的，但是我太累了，于是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过两天再去看她，她答应了，还嘱咐我要多穿点，然后过了两个小时，我就接到了电话，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马上赶回家，开门就是一棵很大的圣诞树，底下堆满了我母亲为家人准备的礼物，有送给我的，也有送给L的，每一个都手写着，Love, Mom. ”
他顿了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让你们用 life history 的 approach 去采访别人，不要去逼问观点，口述历史不是关于观点，口述历史是关于让别人复述他们的人生，他们把故事交付于我们，而我们，要从故事里找到历史。”
“保持对历史的谦卑，保持对故事的好奇，学会给受访人让位，珍惜他人记忆里的留白。”
“只要你努力听，你总会找到的。”
还有一个插曲，当我听到圣诞树下的礼物的时候，我忍不住掉了眼泪。
教授发现了，他说，做口述历史，就是要做好记录琐碎并被琐碎触动的准备，因为人类的情感本就是琐碎的，record feelings instead of fa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