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民政府有一个很有名、很强悍的外交部长，叫陈友仁，叱咤民国政坛凡30年。但他自始至终都几乎不会说中文。
陈友仁一开始不叫这个名字，而叫“尤金·阿陈”（Eugene Chen）。他出生在英属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是一个广东村人移民的后代，从小学英语、说英语，后来在伦敦取得了律师资格，个人事业很成功。1912年，中国巨变。于是，尤金·阿陈计划去中国闯天下，给家里拍了电报，就登上了一列火车。
巧的是，清政府派遣的一个代表团也在这列火车上。一群人去海牙参加第一次国际鸦片会议，然后乘火车到柏林，计划在那里换乘开往西伯利亚的快车。结果，到柏林以后听到了中国传来的消息，这群人傻了。代表团长叫梁镇东，是清政府委派出使德国的大臣，他用私人存款为代表团买了二等车票。正是因为买了二等车票，让代表团的一个成员（W先生），认识了另一个铺位上的尤金·阿陈。那个二等车厢就两个铺位，所以两个人将在一个车厢内共处10天。
W先生就用英语问尤金·阿陈，你姓什么叫什么？回答说我叫阿陈，尤金·阿陈，接着又讲了自己的身世背景。W先生说，你应该姓“陈”，你名字里的“Ah-Cham”，很可能承继了你父亲的姓名，由“阿”和“陈”组成，这在早期海外不识字的中国移民中很常见。W先生说，我为你取个名字吧，届时在国内比较方便。“Eugene”可以恰当地采用“友仁”两个汉字，“陈友仁”很适合在正式场合使用。然后，W先生又在车厢里教他书写这三个字。
他们最后顺利到达了北京。柏林发出的快车，在莫斯科下车，坐俄国车夫驱赶的马车去东站，换俄国宽轨列车，开到满洲里，又换乘沙俄政府的中东铁路火车。到了哈尔滨，再次换乘日本人占有的南满铁路的火车，抵达奉天，从那里才算踏上中国自己的京奉铁路，列车段段长是一位苏格兰人。一路上，W先生和陈友仁聊的极其投机，并约定由W先生引荐陈友仁给新的民国政府的高官。
到了天津，W先生就带着陈友仁去见民国政府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和他的交通总长施肇基。施肇基只是跟陈友仁用英语简短的聊了几句，就估量认为他是一个人才，当场决定招募陈友仁当自己的私人秘书。施肇基最满意的是陈友仁的英语特长和“他那新颖的政治视角”。从那之后，陈友仁这个十几天之前连中文名都没有的华裔，就在极高的起点上，通过自己的才华，以及“贵人”引介开启了民国政府外交的“陈友仁时代”。后来又做孙先生的英文秘书、外事顾问，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成功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而那位“贵人”W先生，就是“国士无双”的伍连德博士。中国检疫与抗疫的先驱，于1911年在北京哈德门东堂子胡同55号买了宅子，担任各种检疫、防疫的高级官员，直到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