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fan Kurniawan（2004年7月18日—2025年8月28日）是印尼一名普通的Gojek网约车兼外卖骑手，他出生于印尼班达楠榜，逝世时年仅21岁，生前居住在雅加达中区Menteng一处约3×11米的出租屋内。
作为一家七口的主要经济支柱，他的父亲仅能打零工，全家的生计都依赖于他的收入。Affan Kurniawan曾做过保安，后来加入Gojek成为一名摩托车骑手，为了支撑家庭，他白天黑夜都奔波在路上接单，同时他还保持着学生身份，在打工之余坚持读书。
2025年8月28日晚，他在雅加达中区Pejompongan附近送餐时，恰逢议会大厦前的劳工抗议活动升级，在试图过马路时不慎滑倒，被高速行驶的机动警察（Brimob）战术车辆碾压，随后被送往RSCM医院抢救，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这一悲剧事件引发了印尼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人们围绕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处境、执法暴力与社会不公等问题展开了强烈讨论。
Gojek方面确认了Affan Kurniawan的合作骑手身份，并为其家属提供了善后支持，而他勤奋、孝顺、独自扛起家庭重担的普通青年形象，也被人们广泛铭记。
上个月底我离开后，印尼开始不断爆发骚乱，起因是议会批准了议员每个月能领取三千多美元住房补贴，是雅加达最低工资的十倍（当然实际收入也有更低）。在那生活，我每天接触最多的是街头小贩、摩的司机、十字路口的表演者、咖啡店成群的年轻店员。他们的收入普遍很低，相比之下物价却并不便宜，税负不断上涨，基建依旧破败，但还是可以看见路边规模远超国内的豪宅。这种赤裸的结构性困境最直接地刺激着我，让我几乎时时刻刻都感到困惑和疼痛。
骚乱开始后，过去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我叮嘱朋友远离，不要去参加抗议。直到看到印尼朋友都在转发的一条视频：8月28日晚上，雅加达一名摩的司机在送餐途中，被夹在暴乱人群中的装甲警车撞倒。他倒地后，群众立刻叫喊着冲上去，试图拦车，但警察短暂停顿片刻后，却选择毫不犹豫地碾了过去。
这位21 岁的年轻人 Affan Kurniawan 最终在送往医院途中去世。他的家人守在灵前，一遍又一遍哭喊着“Anak saya sudah tidak ada”（我的孩子已经没了）。昨天，雅加达上千摩的司机跟随灵车送葬，在视频里，身着绿色工服和头盔的他们重复着一句话“Jangan lindas kami lagi pak”(不要再践踏我们了，先生）。葬礼结束后，Affan的墓地上铺满了红白花瓣。
我在万隆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小块空地，经常能看到一群gojek driver和路边卖茶水小吃的bapak坐在一块聊天。我不知道他们聊些什么，抱怨整副、讨论收入和家庭的琐事，也许只是今天的kopi怎么样，待会吃点什么。
我的印尼朋友们全都在发声，或愤怒或哀悼，这些情绪早已蔓延出雅加达，在泗水、日惹、梭罗，也在苏拉威西、龙目、加里曼丹。我在心痛之余，同样羡慕他们仍然拥有表达的自由与勇气。后苏哈托时代的阴影均匀地落在印尼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能做的太有限了，但至少我还能书写，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