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经济研究显示，若遏制烟草使用的运动成功减少美国吸烟者数量，可能会给美国的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带来严重压力。
这一结论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路易斯·W·沙利文近期被广泛报道的言论相悖。上周，沙利文在启动“无烟美国”运动时估计，彻底禁烟每年可通过降低医疗成本和提高生产力节省520亿美元。
但许多健康经济学家表示，沙利文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吸烟者的医疗费用更高，但他们的寿命相对较短。这意味着，平均而言，他们在工作期间缴纳的社会保障金，最终只能领取其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他们补贴了非吸烟者的养老金。
由于过早死亡，吸烟者的终身医疗费用可能并不比非吸烟者高——非吸烟者平均多活4至5年，在此期间可能产生更多的住院费用。
所有研究该问题的经济学家均表示，他们的结论不应阻碍沙利文的反烟草运动，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对解决美国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至关重要。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反烟草战争更适合被定义为一场公共健康运动，而非试图节省资金的举措。
他们还建议，随着国会和白宫加大反烟草力度，应加强那些最可能承担社会后果的机构：社会保障体系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吸烟者为社会保障体系‘节省’了数千亿美元，”斯坦福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在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智库——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近期研究报告中总结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减少吸烟不会带来社会效益。事实上，这可能是提高平均寿命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之一。但这确实表明，如果人们通过改变行为延长预期寿命，我们的国家退休计划必须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在报告中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吸烟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是否超过其节省的成本。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威拉德·曼宁近期的一项研究，将与吸烟相关的高额医疗费用、人寿保险、火灾以及“二手烟”导致的死亡等成本，与吸烟者缴纳的更高税款以及他们在退休养老金和养老院护理方面的较低支出进行了权衡。研究发现，两者大致相当。
但这项研究存在争议。曼宁的团队在数据中没有计入他们所说的“内部成本”。例如，如果一名吸烟者因肺癌治疗产生1000美元的住院费用，其中300美元由自己支付，那么只有700美元被计入社会成本。
相比之下，沙利文引用的数据计入了全部1000美元，其理论依据是，即使是吸烟者直接承担的医疗费用，也应被视为吸烟的社会成本的一部分。
但即便吸烟的总体成本与收益平衡难以确定，有一点是明确的：彻底禁烟将导致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幅增加。
以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为例。60岁去世的吸烟者，若仍在工作，其最终医疗费用可能由公司的私人医疗保险计划支付。如果他们从不吸烟并活到70岁，医疗负担将从私营部门转移到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四年前，东肯塔基大学经济学家弗吉尼亚·巴克斯特·赖特计算得出，45岁戒烟的轻度吸烟（每天少于一包）男性，根据所采用的经济假设不同，将给联邦医疗保险计划额外增加204至2745美元的成本。
不吸烟对社会保障体系也有类似影响。在1987年的一项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肖文、杰弗里·桑德伯格和约翰·邦克追踪了1920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吸烟者。他们发现，由于吸烟，该群体中的男性领取的联邦退休福利比不吸烟时少约2万美元，女性则少约1万美元。
将这些数字乘以该出生年份的吸烟者数量，经济学家计算得出，若1920年出生的人从未吸烟，社会保障体系将不得不额外支付145亿美元。研究认为，这仅反映了一个出生年份的影响，因此吸烟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影响高达数千亿美元。
“预防疾病显然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健康政策中心经济学家乔·戈里说，他曾对多种健康项目进行过成本效益分析。“但这不会是廉价的。我们将不得不为那些存活下来的人付出代价。”
原文刊载于1990年2月26日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