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以højskole的制度打破并消解职业和阶级壁垒，在一个土豪尚存的世界，让潜在的压迫者无法形成，或毫无喘息空间。回顾概念发展之初，为何丹麦农工阶层会乐于学习文化，而毛氏却可以挑动农工阶层斗知识分子，发动文革摧毁传统文化呢？
租车去参加别人婚礼，车上广播怎么都关不掉，被迫听了一档辩论节目。主持人说，我们欧洲现在必须直面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竞争，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学校和教育系统也得开始玩竞争，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完全有悖于我们自己的自由传统和平等价值，被他们同化了吗？
不知是否因为丹麦有部无厘头黑色喜剧电影叫《I Kina spider de hunde》（在中国他们吃狗肉），我在丹麦屡被问过「是否一切华人都吃狗肉」这种问题，发问者也不是美国乡下的redneck，而是妥妥的中产阶级。
我的回答是：您这样讲，是因为您有亲属朋友在任何华语地区吃过狗肉吗？如果他们吃过或看别人吃过狗肉，那么是怎样一个吃法：凉拌，水煮还是红烧？我也很想知道。
被问多几次之后，我发现其实类似的问题未必是源自种族主义，而是根植于丹麦人特有的「部落主义」，来自均质化中产阶级们在有限时空中对于「不同」和「异己」的恐惧。
「Hygge」的发明和提倡是一种温和的「均贫富」安慰剂，比之万里长城是更加有效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心理防御系统。如果不会hygge，英美白领的待遇并不会比索马里难民的待遇更好；如果擅长hygge，北欧穆斯林的待遇并不会比任何路德教白人待遇更差。
千万不要让丹麦人在交完重税之后，还要从蔷薇色的hygge烛光中醒来，那真是罪莫大焉。
这种对于极致平等和非竞争文化的刻意追求，局部地体现在丹麦全民学校6-16岁学生的基础义务教育都在强调「求同」。那么丹麦人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求异」，承认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多样性呢？这就要仰仗højskole。
Høj意为「高」, skole意为「学校」，但højskole的意思并不是「高中」，也不是「高等教育」或「大学」，而是「不是学校，胜似学校」的一种提供「沉浸式教学」的短期社区学校，通常可以寄宿。
Højskole一般开设个人有兴趣的科目，内容不拘一格，如戏剧、宗教、音乐、诗歌、体操、水上运动，可能是几个星期，也可能四十个星期。年满十六岁到耄耋之年均可参加。有的人还举家参加夏季课程，作为度假。
社区学校不设门槛，定义松散，其中有七十多所民间高中（folkehøjskoler），分七种类型。不同之处在于，民间高中接受文化部的国家补贴，并且要符合《民间高中法》的要求，「……提供教学和社交课程，其主要目的是生命教育、大众教育和民主教育……教学必须具有广泛的一般性。」
劳工运动造就的进修学校
丹麦的højskole使出浑身解数招揽生源，在全国范围提供一千五百多种不同课程。其中最负盛名的是Grundtvigs Højskole，以丹麦十八世纪神学家Grundtvig命名。如今学生可以在此学习美术、自然科学、绘画、音乐和政治科学。
正是Grundtvig在启蒙运动中，基于对科技进步的信念及争取政治自由，带领民众反抗僵化权力形式的社会和宗教过程中，首次提出「højskole」的概念，旨在建立一种「生命的温室」（planteskole for livet），让饱学之士和无知之人同处一个屋檐下，在交流中了解共通的人类生活之奥秘。
在他看来，教育是一种养成，一种人生启蒙，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准备适应未来的职业，更为了人们面对现世及永恒的愿望，更深入地认识生命和存在。简言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美好的生活。
Grundtvig以「终生学习」（vi lærer for livet）为座右铭，故此社区学校运动志不在与大学竞争，恰恰要「反大学」，乃至彻底取代大学，传播一种「与传统大学培养的文化不同之文化」。
这形式有点像英国一些大学的学院制（college），如牛津和剑桥，在科系分野之外也让学生同吃同住，在日常交锋中习得社会礼仪和打破学科分野。不同之处是，在进入这些大学之前，学生多半已经身在伊顿公学。
丹麦的第一所民间高中Rødding folkehøjskole早在1844年就已成立，倡导者为Christian Flor (1792-1875)。他是基尔（Kiel）大学的丹麦文教授。这所高中位于北石勒苏益格（Nordslesvig），故此当时的教学语言用德文或是丹麦文，争论不休。最后还是Flor占了上风，坚持丹麦语言及文化的主导地位：
我同样热衷于Grundtvig的神学和历史观，Rask的语言学习和北欧三位一体。
（注：这里的「北欧三位一体」，是指利用北欧传说转化比拟古老故事，以此符合基督教教义。一些诗歌中曾提到奥丁曾经离开Asgård出游，这段时间Vili，Ve，Frigg共同取代奥丁的位置，到他回来后，篡位者才走掉。奥丁离开的七个月是北方霜巨人用寒冰冰封大地的日子，北欧古人以此解释冬天，并在五月一日举办欢迎奥丁归来的祭典。）
简言之，就是源自北欧精神的一切生活。
他创造了一所「为人民服务」的学校，农民和普通市民可以在这里获得与自身职业或许毫不相关的领域的知识。在这里，学生不是要被管教，而是透过讨论被唤醒，被激励。
推动这个时代潮流的，是在大工业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富农阶层。此前，只有贵族和富有的商人阶层有条件接受正规教育，富农阶层形成之后，在政治上直接导致了Venstre政党的建立以代表其利益，文化上也必须有新的制度和机构为其服务，全民学校folkeskole就是在这时候诞生。
例如，在北日德兰半岛的Brønderslev附近，至今可以看到古老的，还保持着原貌的水力磨坊Dorf Møllergård。磨坊主家中也摆着风琴和古典乐曲谱，意味着步入大工业时代的他们对古典精神和知识同样产生渴求。
后来的劳工运动，同样造就了三所著名的aftenskole（夜校，或广义的业余进修学校，因为常在晚上「aften」开课而得名），分别是十六个职业协会/工会于1924年设立的AOF（Arbejdernes Oplysningsforbund，工人资讯协会），Venstre党派在1945年设立的LOF（Liberals Oplysningsforbund，自由资讯协会），和保守党于1947年设立的FOF（Folkeligt Oplysningsforbund，公民资讯协会），有共通之处。这三所「aftenskole」迄今运转良好。
为何丹麦农工阶层向往优美和高雅的生活方式，并乐于学习文化，而毛氏却能可以挑动农工阶层斗知识分子，发动文革，摧毁传统文化呢？
粗糙的解释是，因为当时工业化并未完成，农工阶层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并未产生对高雅文化的渴求，那么引导他们憎恶一切美好而不可得的东西，则是赤色政权的第一要务。在这之前，「一化三改造」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民族资本家的劫掠，使得有机的和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中国更加遥不可及。
让知识菁英和游吟诗人，不至于无家可归
丹麦的全民学校不懈「求同」，højskole的学生则是「同中求进」，因为共通的兴趣而相聚，在享受彼此陪伴的过程中自然进步。
全民学校之后还有一种过渡性质的efterskole，丹麦全境有两百多所这样的学校，是特为全民学校毕业之后，尚且不知道如何选择科系或去向的学生集中培养自己专门兴趣的地方。
虽然基础教育期间显得「吊儿郎当」，丹麦人提倡终身学习，除højskole之外，也开设全民大学。不少人在邮箱都收到过哥本哈根全民大学（Københavns folkeuniversitet）的精美广告，圆梦永远为时不晚。从两河流域文明到野兽派艺术，再到人工智慧未来议题，应有尽有。
Grundtvig万没想到的是，他身后两百年，丹麦虽有人已将他淡忘，他却在韩国觅得知音。
韩国记者Yeonho Oh在大学期间是青年叛逆的推动者之一，并曾锒铛入狱。 2012年，第一份《世界幸福报告》发布时，他看到丹麦排名第一，而韩国靠边站，自问「我们也能幸福吗？」（这也成为他2014年一本著作的标题）。
于是他怀揣改变和进步的愿望来到丹麦，参访多家教育机构。多年来，他往返丹麦25次，借鉴efterskole的概念，在韩国发起了课外活动学校Ggumtal Efterskole，并在Docho岛上增建一所学院。
之后，他又在丹麦采访众多folkeskole、friskole、efterskole的教师，与时任知识菁英报纸Weekendavisen的记者Markus Bernsen合着《终身课堂》（Classes for life），售出十万余册。
这是Grundvig理念和教育体系在丹麦领土之外的首次成功实践。连Grundtvig学院院长Ingrid Ank也对此深感敬畏，专门撰文向丹麦国内介绍韩国移植其教育体系的成功，提醒丹麦人勿忘自己的宝贵教育哲学遗产。
Højskole的存在，也使得难觅正职的知识菁英和游吟诗人不至于无家可归。
从前在本地社区图书馆对我助益颇多的一位年轻馆员，身揣丹麦名牌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学历，对于英美和北欧文学都如数家珍。虽有真才实学，好像没有干得过老奸巨猾的本地hygge团体，在社区图书馆预算缩减后，被意外辞退了。
犹记得他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仍然鼓励我阅读，并于全民检测的时代，在图书馆以优美的德语高声背颂犹太裔诗人Paul Celan的死亡赋格（Todesfuge）：
清晨的黑牛奶呀我们夜里喝你
我们早上喝你中午喝你晚上也喝你
我们喝呀喝呀
有个人住那屋里玩蛇写字
他写每当夜色落向德国妳的金发哟玛格丽特
妳的灰发呀书拉密我们在空中掘个坟墓躺下不拥挤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还没来得及伤心或找下家，就被一家højskole招揽到菲英岛（Fyn）中部乡下风景如画的Rudme去潇洒了，临行前也邀请我有机会去听课，课程包括水彩、合唱、瑜珈，还有探寻当地食材制作绿色食品。
在一个土豪尚存的世界，让潜在的压迫者无法形成
好久没有过这种集体生活了。也曾浸淫英国的学院制之中「读书、临帖、经风、拍案」。
有回在凯恩斯咖啡厅排队，旁边坐着两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其中较年轻的一位正在用华文奚落刚才点的卡布奇诺咖啡打奶泡程式不对，生动犀利，听得我噗嗤一声笑出来。
年长的一位见此情状，也笑着自我介绍：「幸会，在下孟翰，孟子的孟，翰林院的翰。这位是舍弟炎论，炎黄的炎，论语的论。」 他们均是台籍澳洲人，长兄在此攻读博士。
我这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长，其人谦逊宽厚，朴实无华，家里藏着许多千金不换的明代线装书。后来长居日本，为着理想，多年来不辞辛劳，奔走「两岸三地」讲学，深具一代新儒生济世救国的风范。
但要一人救世，谈何容易。
提倡「相容并包，兼收并蓄」的蔡元培，从北洋政府中接过一个烂摊子，名叫「北京大学」。他就任校长时，进校门便向勤杂工鞠躬回礼。他火眼金睛，先破后立：请来胡适，时年26岁；梁漱溟，时年24岁；徐悲鸿，时年22岁。
重庆育才学校的创办人陶行知，受其美国导师杜威（John Dewey）「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影响，将之变形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其实这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是陶行知学成归国即身陷二战战火，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实践其教育哲学和理念，只有借「生活」作为舞台。
他应该教书育人的时间，都在忙着反战，寄希望于杜威的影响力，「停止美国过剩军火输入中国内战」。但是陶行知1946年突然离世，之前发给杜威的电报，据说根本没有收到。
他们改变了什么，又没能改变什么？人的力量，终究不能取代制度的力量。单从结果上看，历史看客完全可以说这些人全是傻瓜。
另外一个著名傻瓜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星国的廉租房制度至少从概念上解决了第一部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是「天下寒士」皆有用武之地的部分。
其实星国在推广本国文化与文学方面，不遗余力，以举国之力在英美出版社铺设管道，也透过积极参加文学展会，开设文学奖等举措，在国际上推广星国本土文学，值得瞩目。
星国的独立出版人，Ethos Books创办人Fong Hoe Fang在采访中曾说，如果要为星国人推荐一本书，他常常想到的是《动物庄园》，因为这是关于被压迫者成为压迫者的故事。他还说道，无论在任何地方，美国、中国、星国、马来西亚，你可能有崇高理念，但是如果无法取得控制权，随时可能被权力，金钱或别的什么东西辗压。
刘阿姨仲敬，曾和秦晖在十年前辩论大一统的路径依赖，其中提到中央集权导致科举制及教育资源金字塔化，致使小共同体不能壮大。
丹麦的Grundtvig主动出击，以højskole的制度打破并消解职业和阶级壁垒，在一个土豪尚存的世界，让潜在的压迫者无法形成，或毫无喘息空间。这与童谣《读书郎》的逻辑有什么不同吗？
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呐，不受人欺负，不做那牛和羊。
方块字世界的菁英和智慧，会亚于丹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