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芭蕾，印象中最深刻的一幕是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第三代被送去学芭蕾。影院中看客先是惊愕，然后一片哄笑。
然而这不是很自然的逻辑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黑道白道，装b到位才是王道。人生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唯有在创造中打个平手。
2024年5月，曾居丹麦皇家剧院（Get Kongelige Tester）首席芭蕾大师职位的Nikolaj Hübbe黯然离席，给出的公开原因是是「无限期因病休假」。
丹麦皇家剧院创建于1748年，创立伊始便受到皇家奥援及保护。大师席位乃皇冠上的明珠，非一个时代最杰出的舞者莫属。
原本他的合同2026年就要到期，董事会一点面子不留，要他就地走人。由他担任评委的舞蹈选秀节目《Vild med dans》（Wild with dance，为舞疯狂），也随后在9月份将他踢下评审台。
属于他的芭蕾时代就此不由分说地落幕。似乎就在昨天，风华正茂的他还在意气风发地向BBC记者解释丹麦Bournonville芭蕾学派的风格：更加轻盈柔和，更多的足部细节，更加人性化。
一位艺术大师受此严厉惩罚及公开羞辱，传因他对舞团年轻及包含十八岁以下的低龄舞者体重要求严苛，如果任何人身材不入他法眼，就得不到舞团合同。这种潜规则导致不少学生在芭蕾舞学校出现饮食失调的状况，特别是当他们被舞团高层告知自己「太胖」或者「看起来不太对劲」时。
人红是非多。这并不是Nikolaj Hübbe第一次麻烦缠身。早在十多年前，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就曾爆出团员滥用古柯碱药物的丑闻。当时媒体指在《睡美人》（2010）演出之后，有四五位年轻舞者从Hübbe办公室出来，最年轻的一位年仅十九岁，告诉所有人，他们刚刚才在一起嗑药。
高层当然是「包庇再包庇」，纸包不住火也得包，戏还要继续演下去。
越是完美无缺的背后，越是千疮百孔。芭蕾看客们大概都还记得电影《黑天鹅》（2010）中各种捅刀剧情。
主演Natalie Portman因戏生情，嫁给法国芭蕾舞演员Benjamin Millepied。虽说儿女双全，也惜于今年2月分道扬镳。
看上去太美的，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轻易模仿不得，拥有不得。
要求芭蕾学童保持体重，是对还是错？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是物美的极致。而人美之极致，都要拿命来换。不疯魔，不成活。
有人说过芭蕾是脚尖写出的诗。而史上诗人，无论中西，无不短命或命运多舛。
那令观者陶醉的舞台上三秒钟的芭蕾大跳（grand jete），是否付了票钱就视作理所应当，仿佛按下自动咖啡机的按钮就有香浓咖啡伺候一般自然而然？
可不就是，世人都以为咖啡出自咖啡机或星巴克，和非洲或拉美大地的春秋风雨毫无关系。
后世又有谁能为Nikolaj Hübbe正名，拍一部丹麦版的《霸王别姬》？
「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
「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此境非你莫属，此貌非你莫有。」
「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张国荣说到做到，人戏合一。 「人纵有万般能耐，终也敌不过天命。」
左媒Politiken等唾沫星子飞溅，屡次特别报导加音频，再附上一个投诉邮箱，又挖出早先没得到合同的少年舞者，痛说革命家史。平日倨傲高雅的芭蕾大师声名扫地还不算解恨，恨不得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呵呵，真是民粹主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此情此景，似曾相识。
曾斩获萧邦首奖的钢琴王子李云迪，也曾因「嫖娼」被污名化，黯然离开舞台。
众说纷纭之时，我想起了三个人。
Bournonville 芭蕾学派
1813年，丹麦在之前的拿破仑战争中站错队，入不敷出，政府宣布破产。在这七年之后，一位祖籍法国的丹麦年轻芭蕾舞者来到巴黎。
他将以丹麦作曲家的音乐和丹麦以及欧洲民间史诗及传说创作芭蕾舞剧，以五十多部作品形成丹麦古典芭蕾的传统剧目。他亦重新定义芭蕾的美学标准并发展男子技术，令丹麦芭蕾舞学派雄踞世界四大流派之席。是名Bournonville。
百年之后的1953年，趣伏里公园芭蕾舞团的一位女工作人员诞下儿子Frank Andersen。其普通出身并不妨碍他七岁时便加入舞团受训。他天赋异禀，星途坦荡，成年后两任丹麦皇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退休后仍未脱下舞鞋，与同为舞者的夫人Eva Kloborg一同将Bournonville芭蕾学派推广到亚洲。
在Frank出生四十年后，世界另一端的赤道以南，一位十一岁的福建籍印尼华人女孩正式开始她的芭蕾训练。她叫Wenny Halim。她的华文名字，似乎不太公开提及。她在三十多岁作为芭蕾舞者「高龄」时与Bournonville芭蕾邂逅，并将之介绍到印尼，以一己之力在各大财团垄断艺术市场的环境中博出一片天地。
这三位原本毫无关系，生活在不同时代，语言及文化背景迥异之人，因为芭蕾，命运相连。
丹麦设计与艺术领域一向奉行「拿来主义」。
Finn Juhl从日本拿来椅子和沙发，Hans J. Wegner从明代家具抽取「China Chair」（1944年设计，现有专利保护），再将这些模型简化和摩登化，以柔和的线条和有机材料跳脱包豪斯传统，形成战后丹麦独立设计风格的基础。
雪梨歌剧院的设计者Jørn Uzton在1958年时走访中国，从中国的古代建筑之「重檐」得到灵感。雪梨歌剧院白色扇贝的造型，亦蕴含中国古代匠人巧思之遗。如果从正面端详，则可看到两只佛眼，就如乐山大佛转世一般。
「拿来」，并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借来一个模型，再将它放到丹麦的万物平等语境淬链，注入北欧人的价值观，直至没有再可推敲的繁文缛节为止。小到一个喝水杯，大到一栋公共建筑，最终目的是要让人人都可以理解，人人都负担得起，或者有使用的途径。
丹麦芭蕾也是如此，从起初的义法浪漫主义传统走出，摒弃许多「仙凡恋」的剧情，让世俗生活和男性舞者走上舞台；在技艺呈现上，则追求看似毫不费力的轻盈。虽然讲的是凡人故事，姿态也要轻灵——轻盈一些，再轻盈一些。
丹麦皇家芭蕾舞团初创时期（1748）由法国人Pierre Laurent（1730-1807）指导，继而由义大利人Vincenzo Galeotti（他也是Bournonville的启蒙教师）根据伏尔泰和莎剧改编若干芭蕾舞剧，风靡丹麦宫廷。
August Bournonville并不是横空出世的黑马，丑小鸭的父亲原本就是白天鹅。其父Antoine Bournonville在法国受训后，与瑞典籍妻子在哥本哈根落脚，于丹麦皇芭担任编舞。他的姨妈Julie Alix de la Fay同样不俗，是瑞典皇家芭蕾舞团舞者。
Bournonville在童年时期于丹麦宫廷剧院表演匈牙利独舞而出道，自小获得全面的文化与艺术薰陶：学法语，拉小提琴，学习男高音歌唱，并与名演员Michael Rosing、Lingreen、Frydensdahl等一起学习朗诵。十二岁时又因在音乐剧〈所罗门的审判〉中的表演获得皇室首肯。
迄今，丹麦的外交官仍有机会到皇家剧院受训，进修演讲及修辞。
在那个芭蕾无国界的年月，Bournonville在巴黎因《仙女》（La Sylphide）一剧中遭逢贵人，作为女主角的男舞伴而获得业界垂青：此剧女主角乃是义大利舞者Filippo Taglioni的爱女Marie Taglioni，拿波里的芭蕾大师Salvatore Taglioni之妹。
这部世界最古老的芭蕾舞剧目之一，原本是Filippo Taglioni为捧红爱女量身订造：女主演长手长脚，十个脚趾头一样齐，根本不是跳传统芭蕾剧目的料。编舞故而限制上臂及大腿的动作，再穿缩胸腰衣令身体前倾，方才造就林妹妹的「窝心病」仙女风格。
剧中用来凸显足部细节的多褶皱轻纱短版白裙子「tutu」及特制芭蕾舞鞋风靡巴黎上流社会，也令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为之倾倒。
既然发心怀私，免不了剧终人散。 1863年，此剧在巴黎停止上演。直到1971年，才有法国编舞师Pierre Lacotte四处奔波，寻访前人记忆，将仙女一剧重新搬上法国芭蕾舞台。
仙凡恋
Bournonville从法国「拿来」仙女一剧，振兴暮气沉沉的丹麦皇芭时，年仅31岁。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巴黎歌剧院并未因他曾担任Marie Taglioni的伴舞，就让他轻松把剧目搬回丹麦，而是为Kean-Madeleine Schneitzhoeffer的原作曲谱开出天价——一种间接的拒绝。
Bournonville并未灰心，另从丹麦作曲家Herman Severin Løvenskiold订制背景音乐，又亲手重新编舞，令〈仙女〉改头换面，于1836年在哥本哈根上演，自此成为丹麦皇芭的保留剧目。
他亲自出演男主角James，编舞上加重了男角的戏份：大跳，节奏，转身。于初始编舞最大的区别恐怕在于中央双人舞（central pas de deux）的编排，为着剧情的需要，更是为了男角不抢女角的风头，Bournonville安排他们各跳各的。
此外，他又从服装及道具方面强调「仙凡恋」的爱而不得。当James将巫婆赠与的魔法围巾覆盖于仙女Sylph的脖颈之上，她便倒地而逝。
还是中国古人精明，牛郎织女是「仙凡恋」典范，虽然不能常相厮守，还是要安排每年一次鹊桥会。旧时农家女儿在这天比试针线手艺，也称为「乞巧节」。其实这是古代农耕季节观天象的需要，被浪漫化来教化女性，倡导妇德，一举多得。
而《仙女》一剧在尘世的流传并未就此嘎然而止，自诞生两百多年之后，又于1987年由冰岛舞者Helgi Tomasson在出任旧金山芭蕾剧团艺术总监时带至美国，并于三年后重新制作。
此剧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呼应了身陷柴米油盐，而向往「生活在别处」的人心。 James看似什么都有，也会有想随时抛下一切与仙女私奔的时候，就如妳我一样。
舞蹈与编舞
2019年，在雅加达Pondok Pinang区的一间芭蕾舞教室，38岁的Wenny Halim正以严苛的目光打量翩翩起舞的芭蕾学童。
合格者可以参加由丹麦芭蕾顶级舞者Frank Andersen和Eva Kloborg执教的暑期大师班，不知疲倦地重复丹麦学派芭蕾的基本身体方向训练：en face, croisé, effacé。 「反应得快……掌握它们即可理解和执行任何芭蕾舞formula（公式）。这是个非常智慧的训练系统。」
Wenny Halim已届芭蕾舞界的「高龄」，直到30多岁在纽约美国芭蕾舞剧院参加短训时，才第一次听说Bournonville这个名词。当时他们以混合义大利，法国和俄罗斯学派的方法训练，培训者说暂且不要碰Bournonville，反而激起她的好奇心。
这是因为Bournonville舞者采用「syncopation」步法，也就是说步伐总是多于音乐节拍。
直到2012年，Wenny偶然买了一本书《On Dance and Choreography》（论舞蹈与编舞），是Bournonville本人作于1860年代，惊叹于当时他就艺术机构如何对待喜剧舞蹈艺术及舞者的深刻思考。其对于1860年代芭蕾舞「退化为体操」及舞者报酬不足的批评，强烈而直接激起了Wenny的共鸣。
在当代印尼，西方古典艺术时常遭遇怀疑的目光，并不属于政府公共拨款的宠儿，故而古典音乐及舞蹈艺术的筹资，基本上都来自于各大财团。艺术与金钱的碰撞和矛盾，可想而知。
Wenny已不是一位天真的，初出茅庐的舞者，还曾在香港经营钻石生意。当她回到印尼想要重拾芭蕾时，曾执掌Ballet Sumber Cipta的恩师已经过世。坊间传说其在世时，曾因独立教学理念与资方家族的某位夫人有过冲突。
综观四周，雅加达虽有两百多所芭蕾舞学校，芭蕾舞艺术却为「竞赛至上」的文化所垄断。路在何方？
Wenny开始在YouTube上查找一切与丹麦学派芭蕾有关的资料，沉迷于中不能自拔，最终于2014和2015年两次自费前往东京和哥本哈根参加Bournonville大师班。
「我希望我教的孩子们梦想成为仙女，吉赛尔，茱丽叶和天鹅，而不仅仅是完成教学大纲，拿几个奖，然后在真正的表演之前推出芭蕾舞。Bournonville剧目中的所有作品都是故事性芭蕾，你不能简单地拿出来一两个场景去参加比赛。我需要把它带到雅加达。」
Bournonville风格同丹麦设计一样，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因此它并不是为竞争而生。它避免使用壮观的虚张声势，而是让脚步不断地推动故事情节向前发展。许多小的连结步骤逻辑上为高潮——大的跳跃和转变——做准备。
「在我们开始谈论雅加达芭蕾舞团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Wenny说。 「让我们先找回芭蕾舞中的艺术和诗意。」
Frank Andersen及夫人为Wenny的热诚所动，数次应邀到雅加达教授丹麦学派芭蕾。忘年之交的高潮，在于他们的儿子Alban Lendorf于当今丹麦皇后，当时还是王妃的大玛丽到访印尼时，与Wenny Halim同场献舞。
台下，见到玛丽的Wenny说，「我是您的粉丝」。玛丽回报以灿烂的笑容，「现在，我也是您的粉丝」。谁能想到此时的Wenny是忍痛带伤演出？谁能想到光彩照人的玛丽背后之庭院深深？
舞者之中的大成就者，终能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无论演出多么精彩，帷幕落下，舞者总要继续自己的人生。自2019年起，Wenny Halim回到Ballet Sumber Cipta担任艺术总监，作为舞者及编舞活跃于东南亚芭蕾舞台。在她最新的新古典芭蕾作品「Elektra」中，不难看到Bournonville的身影。
难道真的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无独有偶。 2019年时，香港芭蕾舞学会亦曾为庆祝其成立55周年，邀请来自Bournonville流派的丹麦舞者Vivi Flindt（其亡夫Flemming Flindt为芭蕾大师及编舞，曾就其舞蹈生涯出版《Mandarinen》一书）亲临教授来自全港40所芭蕾舞学校中的140名学生舞者丹麦学派芭蕾的精髓，并于次年将Bournonville版本的《仙女》一剧搬上香港舞台。
芭蕾舞者虽有老去之日，却总有能人将终身习得的技艺不分国别，世代相传，换取芭蕾的不朽，在此中谋得永生。
在芭蕾中，我们是自由的，无论是作为舞者，还是观者。二者合而为一，忘却尘世烦忧。
Bournonville要让芭蕾讲述活着的现世美好，在这点上颇具儒家风范，「未知生，焉知死」。
人们欣赏与推崇美好艺术的每一秒钟，都是对暴政的凌迟。脚尖点地的那一刻，轻如鸿毛也重若千钧。
正如中国诗人马雁（1979-2010）所写：
“诗歌的确还不能阻挡坦客，这是诗歌的局限。但诗歌试图阻挡坦客，这是诗歌的宽广”。
Bournonville于九泉之下闻听此语，也会拈花微笑。